中医理论是建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，人们不可能对自然做那种穷究底蕴的思考。但中医贵在能“格物致知”，常通过观察自然来推究人间伦理和医理，对中药的认识也不例外。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曾云：“医者贵在格物也”。他认为，本草之学“虽曰医家药品，其考释性理，实吾儒格物之学。” 

　　观其形  知其性

　　古代医家对药物的认识，是从认识药物的外形开始的，进而发掘药物的性能功效。中医认为石膏纹理像人肌，故解肌热。杜仲色黑，柔软多丝，像人身之筋膜，入肾强壮筋骨。核桃仁形同人脑，故可以补脑益智。橘络似人之肺络，故可行气通络，化痰止咳。丝瓜络亦如人肺络，可入肺经，故可祛风通络，解毒化痰。中医还认为，藤蔓类似人体经络血脉，根据中医取象比类的辨证方法,故藤类药物具备“舒展、蔓延”之特性,善走经络，通其所滞。《本草汇言》云：“凡藤蔓之属,藤枝攀绕,性能多变，皆可通经入络”古代医家认为药物的外形和其性能功效有着必然的联系，对许多中药的认识也是基于这种朴素的思维。

　　辨其质  晓其义

　　中医的药物皆出于自然。巨龙细虫，飞禽海鲜，春花秋实，斗兽鸣蝉，丹石黄土，悬瀑流泉，都可入药。于是中药就有五谷的清香，硕果的鲜美，鲜花的芬芳，蜂蜜的甘甜。红白黄蓝，色彩灿然，寒热温凉，五味俱全。动物类药乃血肉有情之品，故常用作补精填髓，如鹿茸、蛤蚧之类。子实类药多润，故可润下，常见如麻子仁、柏子仁等。根类药多汁，可补虚消烦渴，如芦根、葛根之属。肾在色为黑，色黑入肾中药如熟地、杜仲、黑芝麻等。心在色为红，色红入心，如丹参、红花、朱砂等。药辛者能行能散，如藿香。药苦者能泻能燥，如大黄。中药的四气五味，是古代医家长期对中药探索实践的最好总结。

　　明其义  通其理

　　《旧唐书》：“医者意也，在人思虑，又脉候幽微，苦其难别，意之所解，口莫能宣。”一些中药的治疗作用也是从物理现象中悟出的，如蝉蜕之开音作用,鸡内金之消食作用，蜈蚣、水蛭类虫类药之通络作用即是如此。清唐容川《通解》中验物之生长，辨其性气，认为“芍药为春花之殿，其根味苦，能敛肝阴”，桂枝“为木气之长，其荣在枝，能发肝之阳”。这种直观性，虽然朴素，但是有其特色与存在的价值。

　　取其音  验其效

　　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，也是中国文化的缩影。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本身就具有谐音和类比、旁通之说。《本草纲目》载用梳子用来治“乳汁不行”取梳谐疏，疏,通也，取通之意。“石楠，本经称之养肾气；别录言女子久服思男，不过皆因其有助阳之功。”“石楠叶，助阳可胜湿邪。”“石楠”者，“实男”也，实男即是“补男子”。此说虽不无牵强附会之意，然中医是经过几千年的文化和实践沉淀，其效验均经临床证实，凡存在多有其合理之处。

　　知其偏  制其用

　　中医讲究药食同源，古代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药物。传统的饮食文化也指导着我们对中药的认识。海鲜乃深海之物，极寒制品，故用辛热芥末制其寒。山茱萸的果肉是酸敛的，山茱萸的核就是辛散的，若取山茱萸敛气生津之功，则应去其核。核桃仁可补肾益髓，核桃中分心木功效则是化痰息风镇惊，核桃中薄皮之性苦涩，与核桃补益的功能相反，体虚之人服用则应去其薄皮及分心木。中药出于自然，种类繁多，只有明晓其偏性，方可制其用，以求更好用于临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