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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仲景经历的“大疫”: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伤痛记忆(二)

来源:澎湃新闻发布时间:2020/02/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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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菌、病毒这些微生物本来没有“阶级”,可是在曹操儿子曹植的眼里,罹患疾病的都是“被褐茹藿之子,荆室蓬户之人”。曹植写了一篇《说疫气》,共103字,让后世的人们对这场瘟疫,能稍有了解: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,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。在曹植哥哥曹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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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安七子与建安二十二年大疫


建安并不平安。这场被张仲景命名为“伤寒”的瘟疫时断时续,影响颇久。挺过伤寒大概全靠人的免疫力,一直到建安二十年前后,依旧能看到这场疾疫的影响,可在正史的记录中只有一句话“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”。除了“大疫”两个字,我们很难获得别的什么内容。其实这就是古代有关疾疫记录的一个缩影,你很难在里面找到疫情背后的民众,也很难看到政府能有什么实际的救济措施。曹植写了一篇《说疫气》,共103字,让后世的人们对这场瘟疫,能稍有了解:


建安二十二年,疠气流行,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,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。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。夫罹此者,悉被褐茹藿之子,荆室蓬户之人耳。若夫殿处鼎食之家,重貂累蓐之门,若是者鲜焉。此乃阴阳失位,寒暑错时,是故生疫。而愚民悬符厌之,亦可笑。


在当时的医学知识背景下,稍有文化的人对疫疠的认识都是“阴阳失位,寒暑错时”。这好比很多人看到冠状病毒肆虐武汉三镇,突然想起这个冬天有点太暖,总是觉得天气有点奇怪。可是环球同此凉热,冠状病毒为何就青睐华南海鲜市场?有的人“以为疫者鬼神所作”。在曹植讲述的语境里,这些人就“低端”了。宗教界的神职人员也一般持有这样的看法,东晋葛洪《神仙传》说“先是蜀中魔鬼数万,白昼为市,擅行疾疫,生民久罹其害”。张道陵入蜀后厉斥鬼众,流放群魔,“于是幽冥异域,人鬼殊途”。建安二十二年“疠气流行”导致“家家有僵尸之痛,室室有号泣之哀,或阖门而殪,或覆族而丧”,这与他父亲曹操所描述的“白骨蔽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处于同样的历史时代。仔细琢磨一下这个画面,真是凄惨至极,大疫加战乱,“生民百遗一,念之断人肠”。有的民众实在没有办法,就“悬符厌之”。曹植说他们是“愚民”,深觉可笑。

张仲景经历的“大疫”:《伤寒杂病论》中的伤痛记忆

曹植像


在疾疫面前能提供“符”的人大概也就是像张角这样的民间“巫觋”。张角“符水咒说,以疗疾病”,《张鲁传》裴注引《典略》说:“初熹平中,妖贼大起,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,张角为五斗米道,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,教病人叩头思过,因以符水饮之。病或自愈者,则云此人信道。其或不愈,则云不信道”。人类历史上总有太多惊人相似的一幕。麦克尼尔的《瘟疫与人》曾谈到14世纪基督教全球发展与黑死病流传的关系,在疾病的恐慌中被嫌弃的人群,基督教给他们提供了精神归宿。在东汉末年,道教大概也有类似的庇护和安慰功能。也不知道曹植嘲笑的背后究竟担心什么?他们曹家人对十余年前张角率领的“黄巾军”并不陌生。他爸爸也是因为收编“服符水”的青州黄巾,进而天下无敌。事实上,他的父亲曹操何尝不是“不问苍生事鬼神”?细菌、病毒这些微生物本来没有“阶级”,可是在曹操儿子曹植的眼里,罹患疾病的都是“被褐茹藿之子,荆室蓬户之人”。他的意思很直白,就是穷人易得病。而“殿处鼎食之家,重貂累蓐之门”,似有神助,鲜有遭难,这是典型的疫情血统论。他没有把疾疠流行的原因完全归结于“瓮牖绳枢”之子,已算是笔下留情。其实仔细想想“钟鸣鼎食之家”和“瓮牖绳枢之子”谁更爱弯弓射大雕,铜鼎煮野味?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难道不是证明吗?


曹植还写过一首诗歌叫《名都篇》,充分证明“重貂累蓐之门”放鹰逐马,餐食野味的情形:


名都多妖女,京洛出少年。宝剑值千金,被服丽且鲜。斗鸡东郊道,走马长楸间。驰骋未能半,双兔过我前。揽弓捷鸣镝,长驱上南山。左挽因右发,一纵两禽连。余巧未及展,仰手接飞鸢。观者咸称善,众工归我妍。归来宴平乐,美酒斗十千。脍鲤臇胎鰕,炮鳖炙熊蹯。鸣俦啸匹侣,列坐竟长筵。连翩击鞠壤,巧捷惟万端。白日西南驰,光景不可攀。云散还城邑,清晨复来还。


事实告诉我们,钟鸣鼎食之家,也并不能幸免。在曹植哥哥曹丕的记录中,他们“曹家人”的贵族朋友圈建安七子,有四个“文艺青年”都死于建安年间的瘟疫。与曹植这篇充满偏见的文字相比,人们更喜欢他哥哥曹丕的文章,除文辞典雅外,里面至少能读到“同情心”。曹丕有两篇文章,一篇叫《典论·论文》,一篇叫《与吴质书》,因记录“建安七子”的文学才华,广为人知。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,曹丕称赞七个文学青年才华绝伦:


今之文人:鲁国孔融文举、广陵陈琳孔璋、山阳王粲仲宣、北海徐干伟长、陈留阮瑀元瑜、汝南应瑒德琏、东平刘桢公干,斯七子者,于学无所遗,于辞无所假,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,仰齐足而并驰。以此相服,亦良难矣!盖君子审己以度人,故能免于斯累,而作论文。


在《典论·论文》的最后,曹丕提到了建安七子的死亡,“融等已逝,唯干著论,成一家言。”在《与吴质书》中,曹丕进一步说到建安七子的死亡是因为“昔年疾疫”,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前后的大疫。


昔年疾疫,亲故多离其灾,徐、陈、应、刘,一时俱逝,痛可言邪?昔日游处,行则连舆,止则接席,何曾须臾相失!每至觞酌流行,丝竹并奏,酒酣耳热,仰而赋诗,当此之时,忽然不自知乐也。谓百年己分,可长共相保,何图数年之间,零落略尽,言之伤心。顷撰其遗文,都为一集,观其姓名,已为鬼录。追思昔游,犹在心目,而此诸子,化为粪壤,可复道哉?


其实,徐、陈、应、刘诸位并不知道,他们在大疫面前绝不应该“行则连舆,止则接席”的亲密接触。,也不应该“丝竹并奏,酒酣耳热”的觥筹交错。不知道“仰而赋诗”,直喷的飞沫对他们的共同感染有多大影响。说不定自视血统高贵的他们中间就有一个超级传播者——“毒玛丽”。曹丕参加“文学沙龙”,肯定会接触细菌、病毒,最终没有发作,证明他显然是基因筛选的幸运者。在四个朋友去世的这一年,性格乖戾的曹植就逐渐失宠,后来哥哥曹丕正式成为魏武王世子。这么说,建安二十五年曹丕正式称帝,也有微生物放过的偶然因素。


未完待续,来源《澎湃新闻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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