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期的著名中医学家谢观说，中医在汉唐之前“所重者术而已，虽亦言理，理实非所重也。宋以后之医家，乃以术为不可恃，而必求其理。”唐以前的中医学重视实用技术，也讲道理，偏重于经验复制，道理主要用来解释。到唐以后，中医学开始重视理论研究，力求先把道理搞清楚，然后解释、概括和推导实用技术。这样一来实用技术就千变万化，又万变不离其宗——技术背后的那个道理。

　　从重“术”到重“理”，被认为是中医学的一次大飞跃，而这种飞跃与宋明以来思想界理学的兴盛有很大关联。宋明理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探究本源，即《周易》所谓的“穷理尽性”，这一思路被运用于研究人体生命，于是就出现了一批既精通《周易》又通晓医理的大家，中医学界称之为“易医”，而明代的张景岳（张介宾）就是“易医”的杰出人物。

　　张景岳认为人体生命的根源在“先天”元气，这种元气由遗传而来，通常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衰弱，人到中年就衰减掉一半了。

　　按照张景岳的理论，人是“先天强厚者多寿；先天薄弱者多夭”，即遗传素质好则容易健康长寿；遗传素质差则容易短命夭亡。在先天禀赋基础上谈养生，“后天”才能有所作为，“后天培养者，寿者更寿；后天斫削者，夭者更夭”，遗传素质好，又对健康善加呵护，就更加长寿；遗传素质差一些，又不太注重养生，就更难长寿。同时，张景岳认为“先天之强者不可恃，恃则并失其强矣；后天之弱者当知慎，慎则人能胜天矣”，非常强调养生行为中人力的作用。仗着身体好而随意妄为，毁伤健康，原来的好素质也会失去；惦记着身体弱而谨慎调养，慢慢就会转为强壮，就“人能胜天”。

　　所以，在张景岳看来，人如果不能长寿健康，多数是咎由自取。分析起来不外乎三方面的原因：“天刑”、“地杀”、“人祸”。“天刑”就是天时不利，比如气候反常；“地杀”就是地利方面的不利因素，比如干旱、水涝；“人祸”是人为的因素，比如战争中受伤。前两者属于“天灾”，人很难改变，但能想办法消除危害或适应变化，而后者又是能自己控制的。这样一分析，张景岳就得出一结论：自作孽，不可活——不健康都是自己“作”出来的。比如——

　　• “困于酒者”，好酒贪杯的，会导致劳损、郁结、淫溺等病症；

　　• 处心积虑，思虑过多的，容易导致精气神涣散；

　　• 恃强好胜或者逆来顺受的，容易损伤肝脾；

　　• 沉迷功名，好高骛远，趋炎附势的，容易劳心过度而生病；

　　• 有事没事喜欢找医生看病的，容易碰到庸医，结果越治越坏。

　　于是，人就要注意自己的思想、行为，也就是要讲求“四慎”——“慎情志可以保心神，慎寒暑可以保肺气，慎酒色可以保肝肾，慎劳倦饮食可以保脾胃。”

　　怎么“慎情志”？归根到底就是“为善”、“诚信”。比如张景岳说：做好事帮助人使别人快乐、幸福，自己也就快乐、幸福；做人做官不能贪鄙，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，更不能强取豪夺；君子取财有道，等等；如果为富不仁，甚至欺天枉法，就必然会害人害己，怎么能保生与颐养天年？

　　怎么“慎寒暑”？其实就是注意天时更迭，天气变化时要小心应对，不能粗心大意，比如乍暖还清冷，就要好好将息，不要动不动就让自己感冒了。

　　怎么“慎酒色”？喝“酒”也要讲“辨证论治”，现在已经有确切的数据表明，那些所谓喝酒“上脸”的人，如果饮酒不节，得食管癌的风险要比不饮酒的情况高6到10倍。但是我们世界范围里，“酒文化”又在很多地域风行。不过，为了健康，喝酒还是要有节制，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饮用。

　　怎么“慎劳倦饮食”？这其实是现代人最难做到的，总是能找到诸多借口，让自己很劳倦，让自己饮食不规律。不过，张景岳推荐的原则总是很简单，比如饮食勿偏、饥饱适宜、防劳慎色，等等，就看是不是真的上心去做。